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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廈門租船合同糾紛案

    發布日期:2020-04-17    文章來源:互聯網
    1998年5月28日,原告廈門福鷺燃料航運公司(下稱福鷺公司)與被告福建省長泰縣新安果蔬開發有限公司(下稱新安公司)簽訂航次租船合同,約定原告將其所屬“鷺建”輪(下稱鷺輪)租給新安公司承運4,700—4,800噸玉米,起運港秦皇島,目的港漳州;運價68元/噸,運費計算方法為不滿4,600噸的按4,600噸計費,超過4,600噸的按實收費,運費結算辦法為預付50,000元,船抵目的港錨地靠泊后付清;受載期限6月7日+2天,裝港留港時間72小時,卸港留港期限96小時,自船抵裝卸港錨地12小時開始起算,至裝卸完畢止,一旦滯期,滯期費625元/小時。合同簽訂后,新安公司付給福鷺公司10,000元。

      因玉米購銷合同糾紛,6月15日,被告秦皇島開發區華盛糧油貿易有限公司(下稱華盛公司)向秦皇島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秦皇島中院)申請訴前查封其供給秦皇島鑫業貿易公司,裝載于鷺輪的玉米2,457.88噸,該院審查后裁定予以準許。6月18日華盛公司、新安公司和福鷺公司在秦皇島中院的調解下達成供方、需方及承運方三方協議,約定鷺輪所裝玉米2,456噸因需方暫無支付能力,由秦皇島中院查封至目的港付款開艙卸貨,抵港后由新安公司全額付款后接收;新安公司承諾船抵漳州港錨地靠泊前承付鷺輪的全部運費、延滯費等一切費用,船靠岸后支付全部貨款方可解封提貨;若新安公司違約,華盛公司有權與福鷺公司直接簽約轉港或在卸港變賣貨物。同日華盛公司及被告秦皇島市大元經濟貿易公司(下稱大元公司)通知鷺輪開艙配合平艙。6月25日秦皇島中院向漳州港務局發出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其協助將鷺輪所載玉米卸下,但貨物仍處于扣押中。同日,新安出具欠據,稱欠鷺輪本航次運費400,000元,卸貨至一半時付清。7月2日,華盛公司及被告大元公司作為甲方與福鷺公司(乙方)簽訂一份協議書,約定:因新安公司無能力支付船運費,經協商由甲方墊付本航次所載玉米3,904噸的運費265,472元及50%的虧艙費23,664元,扣除甲方已付的50,000元,尚欠239,136元,該款應在甲方出售第一批貨物款項中一次付清。

      6月5日鷺輪由天津開航前往秦皇島,于20 13裝貨畢啟航前往漳州。本航次鷺輪共承運3,904噸玉米。25日,鷺輪抵漳州港錨地,7月3日卸貨完畢。在鷺輪抵達漳州錨地后,新安公司又付給福鷺公司20,000元。因新安公司未支付貨款,大元公司、華盛公司將案涉玉米另售其他公司。原告福鷺公司遂向廈門海事法院起訴,請求判令三被告支付延滯費240,000元、空艙費47,328元、運費265,472元及利息。

      【裁判要旨】

      廈門海事法院經審理認為,原、被告簽訂的航次租船合同,系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內容符合法律規定,應依法確認為有效。6月18日的三方協議是在秦皇島中院的調解下達成的,符合有關法律規定,具有法律效力。該協議再次明確了新安公司租船合同項下支付運費、滯期費、虧艙費的義務。在7月2日協議中,大元公司、華盛公司明確表示因新安公司無力履行航次租船合同的義務,其愿意為新安公司墊付本航次運費265,472元及艙費23,664元,這是債權人福鷺公司與第三人大元公司、華盛公司達成的由第三人承擔債務人新安公司部分債務的特別約定。該約定系雙方當事人真實意思表示,內容不違反法律規定,且大元公司、華盛公司已部分履行了協議的義務,應依法確認為有效。大元公司、華盛公司關于其墊付運費及虧艙費是以新安公司負責以1,460元/噸銷售玉米為前提的抗辯沒有事實根據,不予支持。故大元公司、華盛公司應履行該協議所確定的支付運費265,472元及虧艙費23,664元的義務,對其關于所有運費、虧艙費由新安公司承擔的抗辯不予支持。鷺輪于6月27日靠泊卸貨符合秦皇島中院給漳州港務局協助執行通知的精神,且有利于減少因滯期所帶來的損失,故對被告大元公司、華盛公司關于原告違約在先的抗辯不予支持。因7月2日的協議由大元公司、華盛公司與福鷺公司共同簽訂,故上述兩公司應對該協議確定的付款承擔連帶責任。原告主張滯期費240,000元,實為224,931.25元,對原告多計部分不予認定。三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80,000元,對被告已支付部分應分別從其應承擔的款項中予以扣除。廈門海事法院遂依照《民事訴訟法》第130條,《民法通則》第86條、第87條、第111條的規定,于1998年12月25日作出(1998)廈海法商初字第155號民事判決:(一)被告新安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向原告福鷺公司支付滯期費、虧艙費217,675.25元,并支付該款項自1998年7月3日起至本判決生效之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二)被告大元公司、華盛公司應于本判決生效之日起10日內向原告福鷺公司支付運費、虧艙費239,136元,并支付該款項自1998年7月3日起至本判決生效之日止按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同期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兩被告對上述付款義務承擔連帶責任;(三)駁回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

      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未提出上訴。

      【法理評析】

      本案是因航次租船合同糾紛引起的案件,所涉當事人較多,法律關系也不簡單,廈門海事法院對案涉若干協議進行分析后,依據民法債務承擔理論作出判決,從司法實踐對完善《民法通則》第91條乃至《合同法》第五章的規定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什么是債務承擔

      債務承擔,是指就已成立的債的關系而發生債務人的變更,以第三人為債務人。第三人稱為承擔人,債的內容并沒有改變。債務承擔是債的轉移的一種情形。古代羅馬法認為債的關系是特定人之間的關系,具有人身特性,因此債的當事人不可更改,債權不能讓與他人,債務也不得由他人承擔。 [1]隨著羅馬經濟的發展,為適應貿易的需要,羅馬法也采取一些手段來達到債務轉移的目的。如“更改”(novatio,又為“更新”),即債權人對原債務人的債權經更改后轉歸新債務人履行,但更改為債的消滅原因,是以新債代替舊債。 [2]此外,羅馬法債的擔保中的“債務承保”與債務承擔亦極為相似:或者第三人承擔債務,從而使債務人擺脫債務(免除性承保或叫第三人介入);或者第三人同主債務人一起負債(合并性承保)。 [3]現代各國法律對債務承擔有不同規定。直接規定的有《德國民法典》第五章,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第四編第一章,我國《澳門民法典·債法》第一編第四章,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四編第一章,等等。而英美法和法國法原則上認為債務不能轉移,其法理依據主要是“每一個人都有不得干預他人合同的義務”, [4]但其為了適應經濟生活的需要,也采取一些間接辦法來達到債務承擔的效果,如更新、替代履行等。

      債務之承擔,是非要因行為(即無因行為)。承擔人一般不會無緣無故為債務人承擔債務,債務承擔通常有其原因,如承擔人與原債務人之間有債權債務關系,承擔人在訴訟中亦常提出原因關系進行抗辯。但債務承擔的無因性,是債務承擔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債務承擔合同不受原因關系的影響,即使該原因關系不復存在,債務承擔合同依然有效。因為如果新債務人得以把對原債務人提出的抗辯來對抗債權人,則債權人在接受債務承擔時的風險就很大,從而使債務承擔難以為債權人所接受。

      債務承擔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免責的債務承擔,即第三人代替原債務人履行債務,原債務人因此脫離債的關系,此為通常所謂的債務承擔,故又稱普通的債務承擔。另一類是并存的債務承擔,即第三人隨債務人加入債的關系與其共同負擔同一內容的債務,債務人的義務依然存在,故又稱債務加入。

      (一)免責的債務承擔(下簡稱債務承擔)

      債務承擔是一種合同關系,主要有兩種成立方式:一是第三人與債權人訂立合同,二是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合同。

      1.第三人與債權人訂立債務承擔合同。第三人于合同成立時代替原債務人承擔其債務,原債務人因而免除債務。但債務承擔合同無效或被撤銷,則不發生第三人承擔債務的效果,仍由原債務人履行債務。

     承擔人與債權人間的債務承擔合同為不要式行為,不以訂立書面合同為必要,只要雙方當事人達成一致,合同即為成立。然而,對于該合同是否要經過債務人同意才能生效,立法和學界有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這種債務承擔合同不經債務人同意就可生效,“至于債務人是否知悉有此契約,則可不問”, [6]其理由是第三人與債權人訂立債務承擔合同,即證明債權人同意由第三人履行債務,而且原債務人因此免除債務,對其并無不利,一般情況下債務人也不會反對。縱其反對,因第三人自愿代其履行債務,債權人也愿意接受,自無使債務承擔合同歸于無效之必要。此為通說。 [7]第二種觀點認為,我國《民法通則》第91條規定:“合同一方將合同的權利、義務全部或者部分轉讓給第三人的,應當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據此,無論是債權人與第三人還是債務人與第三人之間通過訂立合同轉讓合同義務,都應當取得合同另一方當事人的同意才能生效。 [8]我們認為,《民法通則》第9l條僅僅是關于合同權利義務轉讓的規定,且不完備,尚不足以構成民法上的債務承擔制度:合同權利義務轉讓方往往居于主動地位,有轉讓的意思表示,而債務承擔中的債務人則未必有主動轉讓債務的意思表示;債務承擔不局限于合同之債,第三人亦可代替侵權之債債務人履行債務。值得注意的是,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審理“鏡威公司訴梁金福船舶抵押債權轉讓合同糾紛案”中對《民法通則》第91條作出限縮性解釋:“這里所說的轉讓,既指合同權利,也包括合同義務。實踐中,合同義務的轉讓如果不經權利人的同意,往往會損害權利人的利益。有鑒于此,法律才作這樣的規定。如果單獨就轉讓債權而言,則債務人無論向哪一個債權人履行,都沒有本質的區別,都不會影響到債權人或者債務人任何一方的利益。……這種轉讓只要求原債權人通知債務人,不必征求債務人的同意,就不違背法律的原意。財務公司(原債權人——引者注)與鏡威公司之間就包括梁金福欠款在內的債權轉讓既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也不損害梁金福的利益,是合法有效的。”該案判于《合同法》頒布之前,經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并登載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9年第1期,具有權威的指導性。我們同意海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對《民法通則》第9l條立法原意的見解,且其對債權轉讓的理解對我們理解債務承擔制度也有啟發意義,即關于債務承擔合同生效的要件,應考慮是否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合同當事人利益。

    2.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債務承擔合同。由于新債務人給付能力之強弱,與債權人利益攸關,所以此類債務承擔合同必須經債權人同意方為有效。債權人的同意,可以采取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債權人不同意,債務承擔合同不發生效力。債權人未同意或不同意的,如無其他規定,第三人對債務人負有及時向債權人清償的義務(《德國民法典》第415條第3項)。

      債務承擔合同產生以下效力:1.發生債務轉移。債務人脫離債的關系,而由承擔人直接向債權人承擔債務。事后承擔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只能向承擔人主張權利,與原債務人無涉。2.發生從債的轉移和消滅。從屬于主債務的從債務,如利息債務,移歸承擔人承擔。為債權設定的保證、抵押權和質權因債務承擔而消滅,但擔保人同意繼續提供擔保的除外。3.發生抗辯權的轉移。原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基于法律而對抗債權人的事由,承擔人可以之對抗債權人。但承擔人不得以屬于原債務人的債權為抵消。而且,承擔人因其承擔債務的法律關系所得以對抗債務人的事由,也不得以之對抗債權人。

      (二)并存的債務承擔

      依照合同自由原則,當事人可以約定原債務人不脫離債的關系,而第三人加入債的關系與債務人共同承擔債務。此時,債務人與第三人之間成立連帶關系,共為連帶債務人。由于在并存的債務承擔中,原債務人并不脫離債的關系,因而并存的債務承擔原則上并不須債權人同意,債務人或第三人向債權人發出通知即可生效。第三人所承擔的債務應與承擔時的原債務具有同一內容和范圍,不得超過原債務的限度。有論者將第三人按照約定的份額承擔債務作為并存的債務承擔之一種, [9]我們認為,如果原債務人因此對該份額債務脫離債的關系、免除責任,應認定為免責的債務承擔。

      二、債務承擔與相似制度比較

      (一)債務承擔與履行承擔

      履行承擔,指第三人對債務人負擔向其債權人履行債務的義務。《德國民法典》第415條規定,債權人未予同意或不同意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的債務承擔合同時,如無其他規定,第三人對債務人負有及時向債權人清償的義務,這種情形即履行承擔,由此可見二者并不相同。在債務承擔中,債權人得直接請求第三人履行債務。而履行承擔中,債務人仍然負擔其債務,債權人對于第三人無直接請求權,僅債務人得請求該第三人為債務之履行,履行承擔體現為第三人與債務人之間的法律關系。

      (二)并存的債務承擔與保證

      無論是并存的債務承擔還是保證,承擔人或保證人都隨同原債務人,并以新債務人的資格參與債的關系,債權人均得對其行使請求權,二者極為類似。但從法律關系的性質看,保證人是從債務人,為他人的債務承擔擔保責任,債務性質系從屬之債;而承擔人是主債務人,為自己的債務承擔責任,債務性質系獨立的債務。保證人依保證制度的原理主張其抗辯,享有先訴抗辯權;而承擔人依連帶債務的原則為抗辯,但不享有先訴抗辯權。

      三、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及對本案的分析

      (一)現行法律規定

      如前所述,我國《民法通則》第91條實際上只是籠統規定了合同權利義務的轉讓,已不能適應經濟生活的要求,其中債權讓與部分經司法判決的方式予以發展,并在《合同法》中得以完善。對于債務承擔部分,該條僅能適用于第三人與債務人訂立債務承擔合同的情形。而《合同法》第五章也只詳細規范債務人轉讓債務的行為,對于第三人與債權人達成的債務承擔合同則無相應規定。相較而言,《合同法(建議草案)》在第五章“合同權利義務的轉讓”的規定更為完備,條理也更清晰,該章分債權讓與、債務承擔和合同承受三節。其中,債務承擔一節主要以德國立法和我國臺灣立法為藍本,于債務承擔各情形均有規定。而《合同法》正式文本則將合同的變更、債權讓與、債務承擔、合同承受揉成一章,債務承擔的條款也從“建議草案”的6條精簡為3條,且根本找不到第三人與債權人訂立債務承擔合同要適用的條文,是為缺陷。

      (二)本案的具體分析

      在本案中,對大元公司、華盛公司是否為本航次租船合同當事人并承擔民事責任曾存在不同意見,有人認為該兩公司均為航次租船合同當事人,應承擔相應的合同責任,理由是其參與了6月8日三方協議及7月2日協議的簽訂。其實,經分析不難發現,6月18日三方協議中有關租船合同的權利義務仍由新安公司享有及承擔,涉及大元公司及華盛公司的僅是何時收取貨款的問題,7月2日協議應是債權人(福鷺公司)與第三人(大元公司、華盛公司)達成的由第三人承擔債務人(新安公司)部分債務的特別約定。因本案債務人新安公司無轉讓債務的意思表示,更不用說其同意7月2日協議,而《民法通則》第91條的規定僅適用于債務人主動轉讓債務的情形,故不適用于本案。本案合同的簽訂及履行即使發生在《合同法》施行之后,也無法適用《合同法》第五章的規定,因為該章無規范第三人與債權人達成債務承擔合同的條文。我們認為,在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民法債務承擔理論的準確運用是對本案協議進行準確定性,亦即審理好本案的關鍵。7月2日的協議是典型的第三人與債權人達成的(部分)免責的債務承擔協議。實質上,債務承擔協議處分了債務人的債務,轉移了法律義務,只要債務承擔協議是減輕而不是加重債務人的債務,或者協議不置債務人于更不利的境地,則該協議經債權人同意后即可成立生效。7月2日的協議雖未經債務人同意,且債務人也不知情,但從查明事實分析,該協議不置債務人于更不利的境地,因此應確認為有效,債務人在第三人承擔債務的范圍內得以免除債務。本案因新安公司缺乏轉讓債務的意思表示,這種債務承擔方式易與第三人代為清償混淆,其實第三人代替債務人履行債務時,第三人與債權人并未達成轉讓債務的協議,而只是自愿代替債務人償債。大元公司、華盛公司作為第三人與債權人福鷺公司就債務承擔達成協議,顯而易見,本案不屬于第三人代替債務人清償債務。由于大元公司和華盛公司共同與福鷺公司簽訂債務承擔合同,所以,這兩家公司應對其同意承擔的新安公司的債務承擔連帶清償責任。而新安公司對此不負連帶責任,是因為法院認定該債務承擔系免責的債務承擔,而非并存的債務承擔。

      四、結語

      作為法官,本案還引起我們對法律適用技術的思考。在制定法對訟爭法律問題有明確答案的情況下,法官“找法”活動相對簡單。但像本案,《民法通則》和《合同法》無相應規定,又無政策或習慣可援引,存在法律漏洞,依法理彌補制定法缺陷就成為必要。“法理乃自法律規定的根本精神演繹而出,在法條雖未揭示演繹而得之法律一般的原則,惟經學說判例的長期經營,卻也逐漸為人所熟知。” [10]]瑞士、日本以及我國臺灣地區民事立法均有授權法官依法理補充法律漏洞的規定。我國立法風格一向以簡約為主,且社會經濟發展迅速,立法者難以預見一切問題,法理作為法律、法規、政策、司法解釋之外的重要法律淵源,為裁判結論提供正當理由,在司法實踐中不乏成例。最近的例子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0年第1期上登載的“江寧縣東山鎮副業公司與江蘇省南京機場高速公路管理處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中,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直接運用“合同相對性原則”確定合同當事人為訴訟當事人;“張承志訴世紀互聯通訊技術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案”中,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和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通過詳盡的法律推論將著作權法保護范圍擴大到網絡上使用作品(目的性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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